孝文帝一生，除了他迁都、改制的宏伟大业之外，个人品德方面也良善多多，史不胜书：

　　“（孝文）帝幼有至性，年四岁，显祖曾患痈，帝亲自吮脓”。

　　文明太后掌权后，眼见孝文帝日渐聪明，忧其日后不利于冯氏家族，“将谋废帝。乃于寒月，单衣闭室，绝食三朝。”由于大臣李冲等人苦谏，冯太后才又回心转意。对此，孝文帝从未对祖母记恨于心，只是深念李冲等人救护的恩德。

　　友爱诸弟，始终无亏。

　　宫中太监进食，惶恐间把热羹浇在孝文帝手上，又曾发现饭中有死虫等物，孝文帝“笑而恕之”。

　　冯太后执政，太后身边有太监说孝文帝坏话，太后“杖帝数十。帝默然而受，不自申明”。冯太后死后，孝文帝也不追思旧怨，对讲坏话的太监打击报复。

　　南征北战之前，有司上奏要修砌皇帝专用的驰道，孝文帝均诫令：“粗修桥梁，通舆马便止，不须去草铲为平地”。

　　出征南朝，进至淮南齐境，“如在内地，军事须伐民树者，必留绢以酬其值，民稻粟无所伤践”，最早施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对北魏国民和敌国人民待遇如一。

　　本性素俭，常服浣洗旧衣。御骑马鞍不施金玉，周勒铁木而已。

　　听览政事，莫不从善如流。哀思百姓，恒思所以济益。尚书奏案，多自寻省。百官大小，无不留心，务于周洽。每言：凡为人君，患于不均，不能推诚御物。苟能均诚，胡越之人也亲为兄弟……及躬总大政，一日万机，十许年间，曾不暇给……钦明稽古，协御天人……加以雄才大略，爱奇好士，视下如伤，役己利物……

　　史官美言，绝非虚誉！

蒲姑、徐奄、淮夷、群舒考（徐中舒遗稿）

　　关键词：徐，蒲姑，徐奄，淮夷，群舒

　　徐，嬴姓，其初本中土民族，殷、周之际立国于朝歌之西，而与殷人同居方析之内， 盖唇齿相依之国也。及殷亡，嬴姓之国留居于故地者，曰黎。其后边逐于狄，而秦、赵兴于春秋、战国之世。其事旧史 载之甚详，此不具。其东徙者，立国于齐、鲁，武庚之叛，助之尤力。及周公东征，克殷践奄，其国又南迁于淮，中国 名之曰淮夷。当此时吴、楚未兴，其国力犹远在东南诸国之上。故宗周之世，屡与中国用兵，而为患最深。入春秋后， 其国内逼于诸夏，外迫于吴、楚，国势陵替，终至灭亡。综其先后盛衰之迹观之，其与周室势力之消长，关系尤切。惟 其名号繁多，见于载籍及金文者，均随时随地而异：殷、周之际居于上党，则曰余无之戎、曰黎、曰蒲姑；武王克商灭 蒲姑，其国迁于开、鲁，则曰徐、曰奄；宗周之世，迁于淮，则曰徐、曰淮夷、曰南淮夷，或曰南夷、曰东夷；入春秋 之世，则徐与淮夷最为习见之称；而淮南之群舒则其支子徐胤也。盖曰余吾、曰黎、曰蒲姑、曰徐，其本名也；曰奄、 曰淮、曰南、曰东，其所在之地也；曰戎、曰夷，则周人命之之名也。自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不为徐作世家，以故关于 徐之史料，缺乏尤甚。今由主文字及古器物之助，始得言其名号分合之故，而徐立国之本末，亦略得而言焉。殷、周之 际，嬴姓之国，居于朝歌之西，曰余无之戎。《竹书纪年》“文丁四年，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，命为牧而。”《汉 志》上党郡有余吾县，其地在殷、周之间，当为余无戎之故居，其字或作徐吾，《春秋》成元年“王师败绩于今年１０ 月１５日是我校历史系已故教授、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百年冥诞。徐先生１９２６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 毕业论文共有两篇，一篇是由王国维先生指导的《殷周民族考》，发表在１９２７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季刊《国学论丛》 第一卷第一兮上，题目改为《从古书推测之殷周民族》；另一篇即本文，原题为《徐奄、淮夷、群舒考》，后由徐先生 改为现题目。本文由梁启超先生指导，附图即为当年梁先生评语手迹。本文一直未发表过。现征得徐先生后人同意，交 我刊发表，以飨读者，亦表我们对徐先生的纪念。茅戎”，《左传》“遂伐茅戎，三月癸未，败绩于徐吾氏”，杜注“ 徐吾氏、茅戎之别也”；徐吾称戎与《竹书》合。或作徐无，《汉志》右北平郡有徐无县，其旁有徐无山，汉末田畴避 乱居此，其他与歧周相去恳远，当为余无戎东北徙居之地。或作徐蒲，《郑语》“当成周者……北有卫、燕、狄、鲜虞 、潞、洛泉、徐蒲。”徐蒲在成周北，即上党之余吾也。古音余无、徐吾、徐蒲，皆同部，余无、徐吾、徐蒲，即徐字 引长读之也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及《赵世家》，称嬴姓之先，多为御，善养马：柏因为舜主畜，费昌为汤御，仲衍为大 戊御，造父为周穆王御，非子为周孝王主马于渭之间，《竹书》命余无之戎为牧师，其为嬴姓之后无疑矣。《史记》又 谓蜚廉死，葬于霍太山，造父封于赵城，此二地均与上党之余无，相去不远。《左传》昭二十八年“知徐吾为水大夫” ，《汉志》作涂水，其他在余无之北，徐从余声，当由余无得名。又晋六卿赵氏，初居于耿，继居于原，而卒居晋阳， 其他即在涂水之旁。赵之徙此，盖复其先代之故居也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云：“自大戊以下，仲衍之后，遂世有功，以 佐殷国，故嬴姓多显，遂为诸侯，其玄孙曰中，在西戎，保西垂”；此嬴姓立国于西垂者，舍余无之戎莫属矣。王季所 伐之余无，至文王、武王时，何为绝不复见？此非史料缺乏，而实由其名号歧异之故。《书·西伯勘黎》、《史记·周 本纪》作耆，《殷本纪》作饥，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一作”，黎、饥、耆、古音同在脂部，脂部字古多转入歌部，歌 鱼声近相通，故余无声转为黎。嬴姓之后，有终黎氏，《路史》云：“徐之别封”，此徐声转为黎之证。郑注“西伯勘 黎入纣圻内”，《说文》邑部“，殷诸侯国，在上党东北者。”黎在上党，即余无之戎也。又《竹书纪年》“武王十六 年，王师灭蒲姑”，此蒲姑为武王所灭，非齐地之蒲姑。盖周之克殷本为侵略之师。观其作邑毕、程，经营丰、镐，祟 、黎既灭，虞、芮质成，东略之道始通，盟津之会旋集：其侵略之次第，皆显然可见。《左传》宣十二年称随武子之言 ，曰：“兼弱攻昧，武王之善也”；而儒家以为吊民伐罪，失之远矣。牧野之役，武王以战胜之威，立武庚置三监而去 ，未能抚有东土也。《书·多土》“惟三月，周公初于新邑洛，用告商王士”，此武庚灭后，周公告殷多士之辞，商王 即武庚也。是武庚未叛以前，不但据有殷土，即王之虚号，亦未贬损。盖商之享国，六百馀年，其历史既如是久远，无 论其末世之政，如何紊乱，决不能因一战之故遂亡其国。若春秋齐之灭纪，宋之灭曹，郑之灭许，楚之县陈、蔡，皆经 营累世，而后始有其他。而郑之入许，既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处许东偏，又使公孙获处许西偏以监之，其事与武王之 立武庚置三监绝相似。以此例彼，则武王之立武庚，亦属应变方略；其初又何尝有存亡国之急。武庚未叛以前，周既不 能抚有其他，则殷土地以东之国，若齐与鲁，更为周之兵力所不及。《竹书》载武王灭蒲姑，其事在武庚未叛之前，故 知其非齐地。蒲姑、余吾，古音同部，蒲姑即余无之转音。故由声音之转变言之：知王季所伐之余无，文王所戡之黎， 武王所灭之蒲姑，非异地矣。《左传》昭九年：“及武王克殷，蒲姑、商、奄，吾东土也。”此为齐、鲁之蒲姑，与武 王所灭者，地实不同。周之东土，远圭齐、鲁，当在周公克殷践奄之后，此谓武王者，古书中论殷、周之事，多有此误 。《左传》昭二十年，晏子述太公以前居齐国者曰：“昔爽鸠氏始居此地，季因之，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，而后 太公因之。”旧说以蒲姑为齐地者，似即本此。然古代封疆，不必与后世同，此蒲姑之居齐者，既不必跨有齐国全境， 亦不必限于齐境而止。蒲姑乃余无、徐吾之转音，故春秋齐、鲁及东方诸小国境内之地名，尚多从余声吾声者：如齐之 徐关、舒州、留舒；鲁之城，徐州；莒之寿馀、寿舒；须句与纪并有邑；此外如齐之落姑、夫于；莒之且于；鲁之离姑 ；并即蒲姑之转音。凡此诸地，必为蒲姑旧壤。犹之今地名有徐州、舒城、当，吾人即可考见春秋之徐，曾立国于此也 。《左传》定四年“分鲁公以殷民六族，条氏、徐氏、……。”此徐氏即蒲姑之族之留居于鲁者。又嬴姓之后有菟裘氏 ，而鲁地有冤裘。故东土之蒲姑，当跨有齐、舍诸地。奄在齐、鲁之间，为殷之故都。《竹书纪年》载南庚、阳甲、盘 庚皆居奄，至盘庚十四年，始自奄迁于殷。《左传》齐地有中，汉初古文《礼经》出于鲁淹中，《说文》邑部“、周公 所诛国，在鲁。”、淹，并奄之异文。蒲姑东迁，盖都于此。《书·大传》“奄君蒲姑谓禄父曰”，蒲姑，《史记》及 《大传》均作薄姑，蒲、薄字形同，双声通用，蒲姑为国名，故亦可名其君。奄为蒲姑之都，蒲姑为徐引长之音，故蒲 姑亦称徐奄。《逸周书·作雒篇》“周公立，相天子，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。”徐奄并称，又见《左传》。《在 传》昭元年，赵盂数四代之叛国曰：“虞有三苗，夏有观扈，商有邳，周有徐奄。”徐即奄也。单言之则曰徐，曰奄， 累言之则曰徐奄。《世本》奄嬴姓，徐奄并嬴姓，不当以为二国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谓嬴姓之后以国为姓，有运奄氏， 运奄即徐奄之声转。徐迁于奄，遂以奄为国名，犹之商迁于殷，遂以殷为国名也。徐奄并称，犹之殷商并称也。《诗· 破斧》“周公东征，四国是皇。”《毛传》“四国，管、蔡、商，角也。；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“周公相武王伐奄，三 年讨其君。”《书·大传》“周公摄政，一年救乱，二年克殷，三年践奄，四年建侯卫，五年营成周，六年制礼作乐， 七年致政成王。”又云“周公以成王之命，杀禄父，遂践奄”；此称奄而不称徐者，单言之也。《墨子·耕柱》“古者 周公旦非关叔，辞三公，东处商、盖。”《韩非子·说林》“周公旦已胜殷，将攻商、盖。”奄有覆盖之意，段注《说 文》邑部云“大部奄，覆也，《尔雅》，盖也，故商、奄亦呼商、盖。”《左传》吴公子掩馀，《史记·吴世家》及《 刺客传》并作盖馀，是奄与盖通之证；商、盖即商、奄也。此与《逸周书》、《左传》皆同记一事，奄即徐奄，或单言 ，或累言也。周公东征，徐奄而外，其徐小国尚多，皆徐奄之族也。《逸周书·作雒篇》“凡所征熊盈族，十有七国” ；徐，嬴姓，《汉志》作盈，嬴、盈通用。金文嬴、嬴皆从能，《庚嬴卤》作，《嬴氏鼎》作，《子妆》作，能与熊同 形，故熊、嬴古形同声近，当是一字，此王先生说。熊盈累言，犹徐音引长读之曰余无、曰徐蒲也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 》“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，灭国者五十。”蜚廉亦嬴姓之后。《吕氏春秋·察微篇》“犹尚有管叔、蔡叔之事，与东夷 八国不听之谋。”《韩非子·说林》“周公旦已胜殷，将攻商、盖，辛公甲曰：‘大难攻，小易服，……’乃攻九夷， 而商，盖服矣。”徐称夷，东夷、九夷亦嬴姓之属。此诸嬴皆微，故徐奄之名独著也。武王灭蒲姑，其遗族之居故地者 曰黎。入春秋后，其国尚存，然亦微甚矣。《毛诗》谓卫宣公时，狄人迫逐黎侯，黎俟寓于卫，其臣为作式微之诗；其 后地入于晋，其东迁者，即为齐、鲁之蒲姑。《竹书纪年》载武王十六年，王师灭蒲姑，而成王三年下又云“王师灭殷 ，杀武庚禄父，迁殷民于卫，遂伐奄灭蒲姑”，此蒲姑两次见灭，实非一地。而皆名蒲姑者：古时都邑虽有迁徙，而其 名多从旧称。如：晋迂于新田，即名新田为绛，而以旧都为故绛；楚都丹阳，为今秭归，后徙枝江，亦名丹阳；楚武王 都郢为今江陵，至昭王时，徙都于，因谓江陵为纪郢，为郡郢；此皆以其旧名，名其新邑也。《列女传》“徐吾者，齐 东海上贫妇人也”，’齐有徐吾氏，足证齐、鲁之蒲姑即上党之蒲姑之东徙者，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“周公相武王， 诛纣。伐奄，三年，讨其君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，灭国者五十”；赵注“飞廉，纣谀臣”。谓驱之者，知其本非海隅 之国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谓蜚廉事纣，死葬霍太山，不得再戮于海隅，赵注误。《盂子》之飞廉，当即纣臣蜚廉之后之 东徙者，此亦嬴姓国东徙之证。周公东征，齐、鲁之蒲姑既灭，其遗族又南迁于淮浦，于是淮浦又有蒲姑之称。《竹书 纪年》“成王五年，王在奄，迁其君于蒲姑”；《史记·周本纪》“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东伐淮夷，残奄，迁其君蒲 姑”；旧说皆谓迁奄君于齐之薄姑城，非也。周公践奄以后，成王封吕于齐，伯禽于鲁，以镇抚其地，蒲姑之君安得仍 居旧土？此当为淮浦之蒲姑。春秋徐地有蒲隧，金文《取届盘》“取上子商铸般”，取即《汉志》徐地之取虑也，《潜 夫论·志氏姓篇》谓取虑氏徐偃王后，蒲隧，取虑并蒲姑之转音。杜注“蒲隧、徐地，取虑县南有蒲姑阪”，可证徐地 有蒲姑之称。《禹贡》、《尔雅》所说之徐州，其疆域北至岱，南至淮、东至海，包有春秋时齐、鲁、徐、莒及东方诸 夷之地。旧往以为夏、殷两代地制，其说无征；然其疆域必与徐之沿革有关。故知淮浦之蒲姑，即齐、鲁之蒲姑之南迁 者。蒲姑南迁于淮浦，中国称之曰淮夷。宗周之世，屡与中国构兵，故中国不称其本名而称之日淮夷，所以斥远之也。 《世本》淮夷嬴姓，徐与淮夷同为嬴姓，同居于淮，明非异国也。《左传》昭元年“周有徐奄”，服虔、杜预均谓徐即 淮夷。《书·费誓》“祖兹淮夷、徐戎并兴”，并兴读与“小民方兴”之方兴同。《书·微子》“小民方兴”，《史记 ·宋世家》作“小民并兴”，傍亦与方通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傍河傍海，傍皆作并，《广雅·释诂》“方，大也。” 方兴者大兴也，伪《孔传》以并为，非是。观《费誓》下文云：“甲戌，我惟征徐戎”，仅云征徐戎而不及淮夷，知徐 即淮夷也。《竹书纪年》，《书序》、《史记》于蒲姑、徐奄、淮夷诸名，或互举、或并列，盖其误由来久矣。《书序 》“武王崩，三监及淮夷叛，周公相成王，将黜殷作‘大浩’”，《史记》同；《竹书纪年》“成王二年，奄人、徐人 、淮夷入于以叛”；此事见于诸子及《毛诗传》、《书大传》，皆谓奄叛，不及其他，知徐奄、难夷本一名也。又《书 序》“成王东伐淮夷，遂践奄，作成王政”，《史记》同；《竹书纪年》“成王四年，王师伐淮夷，遂入奄”；此谓伐 其国而践其都也。又《书序》“成王既黜殷命，灭淮夷，还归在丰，作‘周官”’，《史记》同，此灭齐、鲁之蒲姑也 。凡此之类，若不知其名号分合之故，则多捍格不可通也。《书序》以周公伐淮夷践奄之役，列于反政成王之后，《史 记》同，误也。《书序》郑注“此伐淮夷与践奄，是摄政三年伐管、蔡时事，其编篇于此未闻”；郑云未闻，而伪《孔 传》曰“周公归政之明年，淮夷、奄国又叛”，其说殊不可信。窃疑其误当由于古文家与今文家说成王改元不改元所致 。古文家以周公摄政之元年为成王元年，今文家以周公摄政之七年，为成王改元之年。《书·序》及《史记》兼采两家 之说，而不能辨别其不同之故，故伐奄一役，一系于周公摄政之下，一系于成王纪元之下。其说《费誓》为伯禽誓师之 辞，亦由此牵连而误，《史记·鲁世家》“伯禽即位之后，有管、蔡等反也，淮夷、徐戎亦并兴反，于是伯禽率师伐之 于，作‘誓’。”，《尚书·隶古定本》作柒，《大传》作鲜，或作，今本作费，乃唐改本，同声字，并与鲜，双声通 用。伯禽之封，当在成王之世。《竹书纪年》载“成王八年春正月，王初莅阼亲政，命鲁侯禽父、齐俟迁庶殷于鲁”《 竹书》之八年，即成王亲政改元之年。《双书·律历志》引《三统历》云：“成王元年正月乙巳朔，此命伯禽俾俟于鲁 之岁也”，此即改元后之元年。伯禽之封，明在成王亲政之后，管、蔡等反去此已六七年。《费誓》不类周初文字，其 篇第郑本在《顾命》后、《吕刑》前。孙氏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云：“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云：‘康王之时，肃慎复至 ，后徐夷僭号，乃率九夷，以伐宗周，西至河上。穆王畏其方炽，乃分东方诸侯，命徐偃王主之’，此疑今文说；则鲁 公征徐戎在穆王时，故编篇于《顾命》后《吕刑》前也。”孙氏据郑本之篇第，断《费誓》为穆王时书。今以金文征之 ，知其说之不诬。金文有《公伐徐鼎》及《公伐徐钟》，两器款识相同。其文曰：“王命公使徐，攻单（战）克啻（敌 ），徐方以静。”其文字与春秋时徐之彝器相近，绝不类周初之物。《公伐徐钟》与《徐口征城》，及常熟出土之《句 》，形制略同。徐与鲁近，故其文字器物时复相似。王先生据此定为鲁器，公即鲁公也。《西清古鉴·毛伯彝》“咸王 命毛公以邦家君土（徒）驭或人伐东或（国）戎。咸王命吴伯曰：‘以乃（师）左从毛父’，王命吕伯曰：‘以乃（师 ）右从毛父’，命曰：‘以乃族从父城卫父身’，三年静东或（国），亡不咸口。”此器不知今尚存否，其文字多与近 代出土之甲金文合，如左、右作、，徒驭作驭，城作，懿作，师作，畏作，其字多非前代所出土彝器所有，断非伪作。 此为毛公班器。毛公班亦见《竹书纪年》及《穆天子传》，乃穆王时人。东国戎之字不可识，疑即徐戎也。徐在中国之 东，故称东国。《毛诗·江汉传》“淮夷东国”，陈氏《毛诗传疏》释之云：“徐在淮而尤大，故举其国则曰徐，举其 地则曰淮夷，徐在东，故《毛传》谓之东国”；《吴语》“昔楚灵王……逾诸夏而图东国”，韦注“东国，徐夷、吴、 越也”，此徐有东国之称。彝云“三年静东国”，知其为大国，东方大国，舍徐莫属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及《赵世家》 、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，皆谓穆王时有徐偃王作乱，《竹书纪年》“穆王十三年，徐戎侵洛，十四年，王率楚子伐徐戎 克之”，此为穆王时用兵东国之证。又《明公尊》“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或（国），在口鲁侯有工”，此王命明公遣之 三族伐东国也，明公遣当为人名。《童鼎》“王命伐东反夷，肇从征，攻单（战）无啻（敌）”，、遣同字，古从走之 字与从之字通用，鼎文之谴即明公遣，亦即《毛伯彝》之。此三器所载当为同时之事。《公大鼎》“佐（惟）公大来伐 反夷年”，似即以此事纪年。又《毛伯彝》“静东或”与《公伐余》“徐方以静”语同，《鼎》“攻单元啻”与《公伐 徐鼎》“攻单克啻”语同，《明公尊》“鲁侯有口工”，则知鲁与于此役。以此言之：《公伐徐鼎》所伐之徐，《费誓 》所征之徐戎，均当为穆王时事矣。《竹书纪年》于穆主十三年载徐戎侵洛，又于厉王三年载淮夷侵洛，同一侵洛也： 穆王与厉王时代相去不远，徐之国势犹盛，故知淮夷即徐也。顾栋高综合春秋时用兵之迹，证明春秋列国不守关塞，故 敌国之兵，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；彼春秋时，军旅繁兴，其禁防疏阔且犹如此，则春秋以前，淮夷侵洛适为意中事耳 ！薛氏《钟鼎款识》所载《敦》，亦谓南淮夷内伐至于洛，惜原器已佚。其文曰：“侯（惟）王十月，王在成周，南淮 夷、迁及内伐晶泉敏阴阳洛，王命敌追御于上洛、谷，至于伊长。”此敦当为厉王时器。敦文又云“王各（格）于成周 太庙，武公入右”，武公亦见薛书《穆公鼎》，当为一人。王先生说周初尚无溢，文、武、成，康、昭、穆皆时王之美 称。《书·酒诰》“王若曰”，马融本作“成王若曰”，《顾命》曰“成王崩”，金文《敦》云“穆穆王在京”，《匡 》云“王在射”，齐公开乃丙丁之丁，皆非溢也。此武公亦为生时之称，非谥，疑即卫武公。武公事厉、宣、幽、平四 朝，此推夷内伐当与《竹书》所载厉王三年淮夷侵洛为同时事。阴阳洛即河、洛之洛，三川之洛，河、洛之洛，古同一 字。段懋堂于洛、雒两字，严为分别，非也。洛为河、洛之洛，则伊长之伊，必为伊水之伊。伊、洛之间，春秋时为晋 之阴地，上雒在晋、楚之间。《左传》宣二年晋赵盾救焦，遂自阴地。及诸侯之师侵郑”，哀四年“蛮子赤奔晋阴地， 司马起丰、析与狄戎以临上雒”，《竹书纪年》“晋烈公三年，楚人伐我南鄙，至于上洛”，盖阴地与上雒为南北屡次 用兵之地，故徐戎内伐远至于此。又春秋三涂山在伊、雒之间，三涂当即由徐得名矣。薛书又有《穆公鼎》云“哀哉， 用天降夹（大）丧于下或（国），亦唯噩侯驭方率南口夷东口，广口南或（国）东或（国），至于历寒。”鼎文摹写阙 佚之处，寻绎文义，当读为“率南淮夷、东夷广伐南国东国”。此噩侯驭方率南淮夷、东夷叛周也。此鼎出土于华阴， 其他春秋时属秦。鼎文又有穆公、成公、武公之名，与秦先公之号偶合，薛氏遂以为秦器，非也。武公即卫武公，与《 敌敦》同。《敦》为厉王时事，此为宣王时事。宣王时北则城朔方，《诗·出车》曰：“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”，又曰 “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”，《出车》为宣王时诗，见王先生《鬼方、昆夷、犹考》。城朔方所以御犹之侵陵也；东则城 齐，《诗·民》曰“王命仲山甫，城彼东方”，又曰“仲山甫徂齐，式其归”，城东方即城齐也；南则城谢，《诗·黍 苗》“肃肃谢功，召伯营之。烈烈征师，召伯成之。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清。召伯有成，王心则宁”，又《崧高》“王命 召伯，定申伯之宅。登是南邦，世执其功”，谢，申伯之所封，城齐城谢所以御南难夷之内伐也。鼎云“广伐南国东国 ”，当即伐齐伐谢。谢在周南，故曰南国。《诗·崧高》“申伯，王缵之事，于邑于谢，南国是式”，《毛传》“谢， 周之南国也。”齐在周东，故曰东国。《书·康诰》“周公初基，作新大邑于东国洛”；此自宗周言之，则洛为东国， 若自成周言之，则齐为东国矣。《诗·民》“城彼东方”，方犹国也，《逸周书·克殷解》及甲金文称国皆曰方，《诗 ·大明》“以受方国”，《崧高》“四国于蓄，四方于宣”，皆方国并称。此南国东国，乃泛称之词，故历、寒不能确 指为何地。薛书《南宫中鼎》有“王在寒”之言，此鼎宋时出土于湖北孝感县，则寒或去其地不远。金文又有《噩侯驭 方鼎》，乃记王南征锡噩侯驭方之事，其文曰：“王南征伐角，唯还自征，在，噩侯驭方内口于王，王乃之。驭方酉（ 侑）王，王休宴乃射，驭方王射。驭方休阑，王口咸酉（酒）。王锡驭口口五彀，马四匹，矢口口。”此与《穆公鼎》 之噩侯驭方，当是一人。噩，沈树镛释为鄂，今湖北鄂城县地，其他在南淮夷。东夷之西。其初噩侯率南淮夷、东夷以 叛周，及宣王南征，噩侯驭方乃内服于中国，王嘉其义，故锡之也。金文纪戍（师）者有《录卣》、《卧尊》、《卣》 、《遇鼎》四器。或省丰作，或释为古，非也。《晋邦》“燮万邦”，薛书《和钟》“燮百邦，于秦执事，作口，厥名 曰邦”，金文从口诸字或加点作，故、并与、字同，当释为协。《说文》部“协，同众之也，从十，叶，古文协，从口 十，或从。”古文协作叶者，与金文同从口十，移十于口旁者，避与古字同形耳。或作者，与或作同。《礼记·月令》 “叶光纪”，《释文》“叶，本作汁”，又变丰为而省其所从之口。协训同众之，又与《晋邦》之“协燮百邦”、《和 钟》“协邦”义合。古书中之地名无作协者，以音求之，当为春秋之，。协古同音字。称师，犹《洛诰》洛之称洛师也 。又《鼎》“师父道至于’，《录敦》“伯父来自”，师父或称白父，师其官，伯其字也。此与戍四器所记为同时之事 。国名，孙仲容、吴清卿并释为舒，非也。当释为甫。《季宫父》作，从声也。《衍敦》作，从古，与从同，金文、篡 之作，或作，或作，是也。又古、夫声同，《陈逆》作是也。从古夫两声，古、夫、甫兰字古音同部，故之释甫，于形 于声，无不协者。甫即诗之申、甫，其字或作吕。《书·吕刑》大传作《甫刑》，《礼记》亦引作《甫刑》，《史记》 “吕侯”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作“甫侯”，《郑语》当成周者“南有申、吕”，又曰“申、吕方强”，《左传》成七年 “楚子重请申、吕以为赏田”，申、吕即诗之申、甫也，甫，吕古音同部，通用。《汉志》南阳郡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 ，县南有北筮山，即周宣王时申伯受封之地。《潜夫论·志氏姓》篇谓宛西三十里有吕城。申、吕均在今河南南阳县。 师父戍在叶［师］而道至于甫，而来自甫，其他与甫必相去不远。以甫定叶之所在，则叶为方城外之无疑矣。申、吕、 春秋时人于楚，为楚北方门户。《左传》昭十八年王子胜日：“在楚国，方城外之蔽也。”《春秋大事表·楚疆域论》 曰：“楚出师则申、息为之先驱，守御则申、吕为之藩蔽，城濮之败，而子玉羞见申、息之若，楚庄初立，而申。息之 北门不启，子重欲取申、吕以为赏田，而巫臣谓晋、郑必至于汉，申之系于楚岂细故哉？”申、吕及为南北用兵必争之 地，中国得之则可以杜蛮夷侵陵之患，徐、楚得之，则内伐之师可以远至于伊、洛，其形势极为重要。《王风·扬之水 》以戍申、戍甫、戍许井言。陈氏《毛诗传疏》以为西周之末，申在宛南、甫在宛西，申、甫同壤，而许去申远。《扬 水》戍申、戍甫、戍许为同时事，其地不能相去过远。《左传》成十五年“许灵公畏于郑，请迁于楚。辛丑，楚公子申 迁许于。”之入楚，当在楚文王灭申、吕之后，其初必为许之故地。今楚迁许于，即复其故居也。为许之故地，则诗之 戍许即戍也。銮在今河南县南三十里，其他与申、甫相去不远，又居形胜之地，故平王遣兵戍守之。《录卤》“王命或 曰：‘淮夷敢伐内国，女其以成周师戍于叶［师］。’”金文戍之师为防淮夷之内伐。《扬水》之戍地与金文戍之戍地 同，当亦为防淮夷而过戍矣。综推夷前后与中国用兵之迹观之，戍之师必在宣王城谢之后。谢本作徐，王逸《楚辞七谏 注》“徐，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。《诗》曰：‘申伯番番，既入于徐。’”《诗·崧高》徐正作谢。谢本徐地，宣王 取而城之，因名曰徐。后人嫌其与徐名同，因转为序。《潜夫论·志氏姓》篇“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，故《诗》云 ：‘申伯，王荐之事，于邑于序，南国是式。”’序、徐通用，《礼记·射义》“序点”，郑注“或为徐点”，徐、序 叠韵，序、谢双声，故徐又转为谢。《广韵》“古序、谢同”，《孟子·膝文公上》“序者射也”，《仪扎·乡射礼》 “序则钩楹内”，郑注“序读若成周宣榭之檄”，《左传》宣十六年“成周宣榭火”，《释文》“钳本作谢”，是徐、 序、谢通之证。穆王、厉王之时，徐戎远侵伊、洛，谢在伊、洛之南，故知本为徐地。宜王置成于此，而后中国无侵陵 之患。《扬水》戍申、戍甫、戍许，即秉承宣王之方略。《诗序》谓平王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，其亦昧于当时之形 势矣。淮夷于中国叛服不常，故宣王时初则置戍于齐与、甫，继则用兵于淮浦。置戍为中年事，用兵为中年以后事。金 文《师敦》“王若曰：‘师座淮夷繇我冒臣，今敢博厥众，反厥工事，弗速我东［国］。今余肇命女率齐［师］［杞］ 、，左右虎臣，正［征］淮夷。”’此敦不载年月，与《盘》及薛书之《伯姬鼎》，同为一人所作之器。盘文与鼎文同 作于宣王二十八年，此器年代当亦相去不远。《兮甲盘》纪宣王五年伐狁之事，又云“王命甲政［司］成周四方胄［积 ］至于南淮夷，淮夷旧我人……”，人确当之解释虽不可知，“然由其词意观之，似与采甸之意相当。此时淮夷服属中 国，故曰国之人，可知宣王初年无伐淮夷之事，且宣王初年屡与狁用兵，其可考者，《兮甲盘》在五年三月，《季子伯 盘》在十二年十一月，《诗·小雅》在六月，《不敦》在九月。其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几。知此时亦无徐力南征淮夷。《 师敦》之“遗反厥工事，弗速我东国”，与《穆公鼎》之“噩候驭方率南淮夷、东夷广伐南国、东国”，或即同时之事 。弗速与《诗》“念彼不”之不同，曰“弗速”、曰“遗反”，亦与《穆公鼎》“降丧于下国”意同。宣王置成当为此 时之事。师率开师、、……征淮夷，齐，皆国名，与杞同。《左传》僖十三年“夏会于，淮夷病杞，且谋东略也”，是 淮夷之侵杞，至春秋时犹然。《伯尸父自》“［惟］伯尸父以成［师］即东，命伐南夷”，即东即往齐也，南夷即淮夷 也。《曾伯》“克狄淮夷”，曾即春秋之也，其地在齐、鲁之南，当亦与于此役矣。此为宣王中年时事。其时犹已不足 为中国患，而淮夷之乱方兴未艾。屯戍之师，久役于外，宣王为一劳永逸之计，遂不得不兴师南征。宣王南征由谢以达 于江汉。江汉既服，而后率师东征淮夷，始无后顾之忧。《诗·江汉》“江汉浮浮，武夫滔滔，匪安匪游，难夷来求。 既出我车，既设我，匪安匪舒，淮夷来铺。”王师次于江汉为征淮夷之先声，而非征淮也。观诗中一则曰“匪安匪游” ，再则曰“匪安匪舒”，力白王师之次江汉，并非无所事事，正足见其此时之安游安舒而非征战也。来求、来铺，亦正 是预备之词。其次又曰“江汉之浒，王命召虎，式辟四方，彻我疆土。匪疚匪棘，王国来极。于疆于理，至于南海。” 此王命召虎镇抚南国之辞，并无征战之事。《诗序》谓宣王命召公平淮夷之说，全与原诗不合。宣王次于江汉，先命召 公镇抚南国，次命将率东征徐方，其谋国之方略，固应如是也。《诗·常武》“王旅，如飞如翰，如江如汉，如山之苞 ，如川之流，翼翼，不测不克，濯征徐国。”王师从江汉来，故以“如江如汉”状其师旅之盛。又曰“王谓尹氏，命程 伯休父，左右陈行，戒我师旅，率彼淮浦，省此徐土……徐方绎骚，震惊徐方，如雷如霆，徐方震惊……辅敦淮，仍执 丑虏，截彼淮浦，王师之所。”诗以徐与淮浦并举，知淮浦之国唯有徐耳，非徐之外别有一淮夷也，此宣王中年以后之 事。《竹书纪年》于宣王六年下云：“召穆公帅师伐淮夷，王帅师伐徐戎，……次于淮。王归自伐涂，锡召穆公命。” 《竹书》之记此役，其误有三：伐徐即伐淮夷不得以为两事，一也；王锡召公命，在江汉之浴，《江汉》之诗曰“江汉 之浒，王命召虎”，不当在归自伐徐之后，二也；宣王六年正与犹用兵之时，王不得于此时亲临江汉以伐徐戎，三也。 《竹书》虽出魏史，其时史料亦甚缺略，故其说亦不能无误也。徐入春秋后，内逼于诸夏，外迫于吴、楚，国势陵替， 终至灭亡。当其未亡时，仍据有淮上之地，故淮夷之名与徐相终始。《春秋》僖十三年“公会齐俟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 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于。”《左氏传》云“会于，淮夷病杞故，且谋王室也。”又僖十四年“春，诸俟城缘陵”，杜注 “缘陵，杞邑。避淮夷，迁都于缘陵。”《公羊传》云“曷为城杞？灭也。孰灭之？盖徐、莒胁之。”同一城，杞也， 《左传》以为“淮夷病杞”，《公羊传》以为“徐、莒胁之”，淮夷与徐互见，此徐即淮夷之证。《春秋》僖三年齐桓 由陈，蔡伐楚，盟于召陵。齐未能得志于楚，于是转而经营徐、莒。《齐语》“东南多有淫乱者，莱、宫、徐夷、吴、 越，一战帅服三十一国。”《齐语》系此事于召陵之盟以前，误也。此时吴，越未兴，齐桓亦无服吴、越事，当由东南 一语牵连误书。桓公伐徐、莒与《公羊》合。又《春秋》僖十五年“春，楚人伐徐……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。 ”《左氏传》云“楚人伐徐，徐即诸夏故也。”此与淮夷病杞而诸侯城缘陵相去仅一载，此必缘陵之役既毕，诸侯以师 伐徐而徐内服也。楚人伐徐何为独在是年？是年之后，淮夷为中国患何以绝不见于经传？此亦为徐即淮夷之反证。《鲁 颂·泮水》“明明鲁侯，克明其德，既作泮官，淮夷攸服。”又云“既克淮夷，孔淑不逆。式固尔犹，淮夷卒获。”此 鲁人颂值公之诗，僖公之克难夷，不见于《春秋》，疑即此年从齐桓出征，因而有功，诗人遂形之咏歌耳。《泮水》之 诗又云“桓桓于征，狄彼东南”，徐在鲁之东南，东南之淮夷，非徐而何？徐既在鲁之东南，故鲁之旧疆，东不至海。 《宫》之诗曰：“保有岛绎，遂荒徐宅。至于海邦，淮夷、蛮。及彼南夷，莫不率从。”《官》亦为僖公之诗，鲁之疆 域，至于海邦，盖即此役取之于徐者。称其地则曰徐宅，称其人则曰淮夷也。《春秋》昭四年“夏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 、郑伯、许男，徐子……淮夷会于申，楚人执徐子”，徐即淮夷，此不当并书于经。观《春秋》昭四年“秋七月，楚子 、蔡侯、陈侯、许男、顿子、胡子、沈子，淮夷伐吴”，及五年“冬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、许男、顿子、沈子、徐人、 越人伐吴”两役，从楚伐吴之诸俟，约略相同。《春秋》于四年则书淮夷，于五年则书徐人，此互见也。《春秋》之作 ，本于旧史，旧史之于此役，或书作徐，或书作淮夷，其作徐者则不复称淮夷，作淮夷者，则不复称徐。《春秋》见徐 与淮夷互见。遂并著之。其后《竹书纪年》、《书序》、《史记》诸书，皆以徐与淮夷为两国。而《元和姓纂》且云“ 周有淮夷小国，后世氏焉。”后世姓氏多从国，《姓纂》误以淮夷为国名，因为立淮夷氏。淮夷既非国名，古今亦无以 淮夷为氏者，此所谓旧说之中，又有误者焉。徐称淮夷之外，或称东夷，或称南夷。其称东夷者：《书序》“成王既伐 东夷，肃慎来贺”，《史记》同；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篇“商人服象，为虐于东夷”；金文《鼎》“王命东反夷”；此 东夷皆谓徐也。有时或兼越人言之：《春秋》昭五年“冬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、许男、顿子、沈子、徐人、越人伐吴” ，《左氏传》云“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”，此谓徐人、越人为东夷也。有时或兼东方诸夷言之：《吕氏春秋·察微》 篇“犹尚有管叔、蔡叔之事，与东夷八园不听之谋”；《左传》襄二十九年“杞，夏徐也，而即东夷”；又哀十九年“ 楚沈诸梁伐东夷，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”；此皆泛称东方诸夷也。有时或谓徐以外之他国：金文《宗周钟》“南夷、 东夷具见廿又六邦”；《穆公鼎》“噩侯驭方率南淮夷、东夷……”，徐称南夷、南淮夷，则东夷自为徐以外之他国矣 。其称南夷者：《伯父卣》“佳伯父以成［师］即东，命伐南夷”；《无敦》“王征南夷”；此南夷皆谓徐也。有时或 兼淮、汝之人言之：《墨子·兼爱中》“南为江、汉、淮、汝东流之注，五湖之处，以利荆楚、干越与南夷之民”；江 汉在荆楚、五湖在干越，故淮，汝属南夷矣。有时亦谓徐以外之他族：《诗·宫》“淮夷、蛮，及彼南夷，莫不率从” ；淮夷为徐，则南夷为徐以外之他国矣。东夷、南夷多为泛称，而淮独独为徐所专有之名者：徐称王，春秋以前为南方 大国，又始终据有淮上之地，屡与中国用兵，故中国称之淮夷。若其他诸小国，如胡、沈、项、顿、江、黄、弦、息， 居淮水之裔者，皆微甚，春秋时又次第见灭于楚，不得概以淮夷呼之也。春秋淮南之地有群舒之国：曰舒、曰舒黎、或 曰黎，曰舒庸、曰舒鸠、曰英、曰六、曰宗、曰巢，皆徐之别封也。以文字言之，舒为徐之讹字，其证有四。《周礼》 雍氏注“伯禽以王师征徐戎”，《释文》“刘本徐作”，徐为国名，以、郜、郑、……诸字例之，其本字从邑作，是也 。《说文》邑部“、鲁东有城”，《书·费誓》序云“鲁侯宅曲阜，徐戎并兴，东郊不开”，云东郊不开，则徐在鲁东 可知也，是《说文》之，即《费誓》之徐也。今出土彝器，凡徐字，皆作多，从邑不从。经典作徐者，乃讹变之体。金 文合体字所从之偏旁，或在左，或在右，皆不别，故、徐同字。又《说文》邑部“、地名”，《春秋》隐三年“徐人取 舒”，《玉篇》作“徐人取”，此舒之本字，从邑不从予。偏旁舍，从口，即余我之余。甲文、金文偏旁余作，省作， 《说文》以舍入部，失其形矣。又甲文、金文偏旁从口之字，其口形之有无，多任意为之，如佳或作唯，、或作、，或 作，或作，或作，若此之类，不可胜举。《三体石经》余古文作，余、同字，舍、余同字，故同字。证一。余从邑讹为 予者，《说文》予作子，《三体石经》予，篆书作，隶书作予，而金文之邑，《散盘》作，《梁邑币》作从邑之邦，《 封敦》作，《陈侯午敦》作，《节墨刀》作，《齐邦刀》作：徐，《徐口征城》作郾，《郾王戈》作；邾，《邾公钟》 作，文作，，文作，其形体与篆隶之予皆绝相似。盖予字之得形，本由邑字讹变而成。其得音与义，亦由舍字为之钤键 。从邑舍声，本形声字。自后人误认为舒字，其偏旁邑之形既失，其音义亦随之湮灭，而此新孳乳之予字，其初本无音 义者，于是遂借舍之音义为其音义，非舒字初即从舍予两声也。舍与舍同字，《三体石经》予我之予，古文作，此即余 从舍得予我之义者。金文《居敦》“君余三”，舍即施予之予，此即予从舍得施予之义者。古音余，予、舍同部，当即 一声之转。《匡谬正俗》谓予无余音，乃据后代既变之音为说，非其朔矣。古文字之衍变，若此类者：如师，甲文、金 文多作，或加为，而《钟伯鼎》、《蔡太师鼎》、《师蓑敦》遂以下、“为矣；般，甲文作，或加作，而《多父般》遂 以为矣；，金文作，或加作，而《妃敦》遂以子为矣。若此之类，其例甚多。证二。《春秋》昭十二年“楚子伐徐”， 《史记·诸侯年表》作楚伐舒，又昭三十年“吴灭徐”，《史记·吴世家》谓阖闾三年拔舒，又《左传》哀十四年“陈 恒执公于舒州”，《史记·齐世家》舒作徐，舒、徐通用。证三。古从邑诸字，其偏旁邑多属后增者。徐、舒二字，本 皆从邑，其偏旁、予，古亦不当有。《左传》茅戎有徐吾氏，《竹书纪年》作余吾之戎。《易》困九四“来徐徐”，《 释文》“子夏作荼荼，王肃作余余”，茶即余之繁文。《尔雅·释天》《释文》本“四月为舒”，今本作余。《诗·官 蒲姑、徐奄、淮夷、群舒考》 。